CMF年度报告重磅发布，王轶 杨伟民 刘世锦 高培勇 刘元春 杨瑞龙 毛振华 闫衍 于泽联合把脉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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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年度论坛（2022-2023）于线上隆重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联合主持，聚焦“在大调整中温和复苏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界、学界、企业界经济学家杨伟民、刘世锦、高培勇、刘元春、毛振华、于泽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轶致辞。

王轶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各位线上的嘉宾、老师、同学和媒体界的朋友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王轶表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经过16年发展，已成长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共累计提交及发布研究报告630余份，参与联合研究学者专家超过500位，受到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为政府、企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经济主张和政策建议，充分发挥了国家高端智库咨政启民的先锋作用。

2023年是实现“2035年愿景”目标的关键时点，也是国内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要根据疫情发展不断优化精准防控措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就业和收入，切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脚步稳健有力。

最后，王轶表示，本次论坛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共同把脉中国宏观经济，分享深度洞见，为中国经济把脉问诊，指明未来经济走势方向，必将为中国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稳步迈进添砖加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的力量。

论坛第二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泽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2-2023）。

报告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弱企稳的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

二、大调整中世界经济发展方向

三、动能结构调整下的中国经济新征程

四、2023年经济复苏路径与主要风险

五、宏观经济目标、原则和建议

2022年在“三重压力”和超预期冲击叠加下，中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弱企稳。预计全年经济增长3.3%，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速2%。

这样一个弱企稳的态势是来之不易的。其背后是对疫情进一步的精准防控，积极有效的政策托底和国内完整产业链与超大市场的支撑，共同应对了超预期冲击，尤其是疫情对经济的扰动。2022年，超预期冲击尤其是频繁发生的奥密克戎病毒带来的冲击成为中国经济下行的放大器，但疫情并不是中国经济下行的本质原因。中国经济面对的本质问题是周期性的下行力量，尤其是总需求收缩和信心不足。今年总需求的收缩中，最显著的特征是房地产的深度调整，向上延伸到钢铁、建材等行业，向下延伸到消费行业比如家具、家电。除了房地产的深度调整，还要注意到消费的底色是疲弱的。

2022年宏观经济在消费持续疲弱的底色下，叠加了周期性的房地产下行以及超预期包括疫情冲击等问题。在这样的冲击下，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经济的弱企稳。

面对这样一个弱企稳的态势，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逻辑是，在不断优化疫情精准防控措施，提升防控效率的大背景下，2023年将是国内外结构性因素加速进入变化的临界点，处于关键转换期。我国机遇和挑战并存，总需求收缩、信心不足等周期性下行因素延续。在这样一个结构性、周期性问题交织的局面下，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存在着不断再平衡的复杂局面。

综合这样一个经济运行逻辑，叠加结构性因素加速、周期性下行因素延续和疫情冲击等，预测2023年经济将实现温和复苏，在基准情形下预计实际增长率4.8%，名义增长率6.3%。分季度看，由于今年二季度异常的水平值，剔除掉明年二季度可能存在的低基数原因，2023年全年将呈现各季度增速逐渐加快的态势，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进入到新发展格局加速落地期。明年是“十四五”规划最关键的一年，是承前启后的一年，如果为了稳定就业、稳定收入、最关键稳定信心，建议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这个目标稍高于基准预测值，就意味着需要政策上进一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而且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

2023年，首先需要利用好“二十大”红利期，这是非常关键的时间窗口。利用好“二十大”召开后对于各行为主体的激励，利用好“二十大”召开后对整个社会信心的提振，抓住国内外尤其是国内新发展格局加速落地的关键转换期，根据疫情发展不断优化防控措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细化改革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建议明年进一步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积极的总量宏观政策对冲下行因素。财政赤字率设定3%，货币政策稳健偏宽松，提供系统性的破解房地产和中小企业困境的方案，将中国经济加速引入新发展格局。明年的宏观政策在总体上不能以“应急方案”作为主基调，要着眼未来的持续复苏、稳健增长作为核心。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对于深层问题的处理，比如说集中系统性出台房地产市场和中小企业困境的解决方案，从而将中国经济导入持续的新发展格局加速落地期。

一、弱企稳的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

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主题词是弱企稳，对此并没有太大的争议。更大的争议是，弱企稳背后的动力是什么？今年中国经济下行的核心因素是什么？是不是说中国经济就是疫情导致的，只要疫情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中国经济立刻就能够实现快速反弹呢？

1、实际GDP增速“弱企稳”，但名义GDP增速加快下滑

从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来看，前三季度累计增长3%，相比去年和2019年增速都有大幅度下滑。但在二季度同比增长0.4的情况下，三季度回到了3.9%的增速。在面对超级冲击后，经济实现了从触底到企稳的反转过程，但这个过程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一个表现是名义GDP增速在加速下滑，表明了需求侧对于价格的支撑作用在日益下降。如果考虑中国的潜在增速或者趋势性增速，会发现在今年二季度偏离趋势线后，三季度并没有完全回到趋势线。因此，中国经济确实在企稳的过程中，但还是存在一定的缺口。

2、内需接棒外需推动工业生产继续超预期恢复

今年中国经济分化依然比较明显。经济的弱企稳必然带来分化。如果经济是全面高速增长，一般表现为各行各业的日子都很好过。但是在弱企稳状态下，必然表现为接近增长中心的增长还不错，而在增长动力之外的会感觉压力非常大。今年在整个经济过程中，生产侧恢复要好于需求侧，并且生产侧中工业恢复要好于服务业恢复。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很大的支撑力量来自于采矿业，这和上游行业能源状况偏紧有密切关系。在7月份之前，工业背后比较核心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出口。但是在8月份之后，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日渐放缓。数据显示，7月份之后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在不断下降，但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是保持平稳的，这二者形成的动力差由内需来填补。所以，今年工业能够维持超预期的复苏，其背后是内需正在接棒外需。这种接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新发展格局加速落地在今年的体现。

3、目前的服务业还没有完全恢复

二季度经济深度探底，三季度经济恢复之后，依然存在产出缺口，其背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来自于服务业。在7、8、9月份，整个服务业增速都是维持在1%附近的，10月份由于受到了疫情等方面的冲击，增速更是降到了0.1%，并没有出现明显抬升的态势。一是由于服务业的核心来自于房地产深度调整，二是由于今年奥密克戎病毒的发生频率非常高，4、5月份发生了一次，相对缓和的只有6、7月份，8月中旬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爆发，目前又处在感染的高位平台期。疫情发生频率不断提高，不断打断服务业的循环周期。

4、基建和制造业推动投资保持稳定

今年需求侧的核心力量来自于投资。投资的核心动力一个是基建，一个是制造业投资。基建5月份之后稳步上行，10月份累计增速达到了11.4%，制造业投资也达到了9.7%。2019年疫情前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只有3.1%，也就是说9.7%是远超2019年的。因此，制造业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制造业投资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个动力是短期的，2023年会不会消失？这是未来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在2022年，房地产投资到10月份累计增速下滑到8.8%，形成了严重的拖累。同时，民间投资也比较疲弱。但民间投资疲弱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内生动力在持续下降，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房地产。民间投资不断下滑背后反映了一个重要因素是房地产的深度调整。剔除房地产的深度调整，民间投资对应的制造业部分保持了较快增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能简单地就民间投资的增速推断说中国经济投资就是政府推动的基建来维持，其本身是有一定内生动力的。但是其疲弱态势也反映了目前的市场需求状况。

5、消费复苏乏力

从消费的角度讲，如果剔除价格因素，从4月份以后，社会零售品总额的实际累计同比一直维持着负增长态势。而二季度低迷之后，当月实际增长在三季度之后反弹也是比较乏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年全年的消费超预期乏力。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降0.5%，这是2020年以后比较罕见的现象。

6、对外贸易动力下降

对外贸易与消费持续下行形成了一定的错位。7月份之前，出口增速还是保持高位的，但是在8月份之后，出口增速不断下行。1-10月份，以人民币计算，累计增速是11.1%，但是趋势在下降。8月份以后，尤其是10月份，如果以美元计价，出口变为负增长0.3%，成为2020年以来又一次以美元计价的出口负增长。因此，对外贸易在上半年对中国经济实现了较好的支撑，但是在8月份之后，支撑力量在不断下行。

7、价格走势进一步确认总需求不足

今年的生产在工业带动下是超预期的，但是需求侧由于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疲弱，再加上8月份出口下行，整体需求不足。10月份价格因素也进一步确认了目前总需求不足的状态。10月份CPI同比增长2.1%，主要表现在食品上涨上，核心CPI增速只有0.6%。消费不振叠加去年的高基数，导致今年的PPI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也呈现下滑，10月份PPI同比下降1.3%。消费者价格走势处于相对低位，上游产业受制于房地产对建材、钢铁的影响导致上下游价格不振，反映了总需求全面不足的态势。

8、企业绩效出现恶化

企业维度，到9月份前三季度，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2.3%，亏损家数增长接近30%。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状况遇到了很大的压力，为此，整个就业和收入状况实际上今年也遇到了严峻挑战。

9、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比如到了10月份的时候，城镇调查失业率维持在5.5%的水平，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到了17.9%，青年就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在这严峻的环境中，也要看到经过政府的努力，以及国内市场和产业链的支撑，到9月份新增就业已经超过1000万，对于完成全年的目标是可以预期的。

在就业严峻的态势下，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3%，如果扣除价格因素是2.3%，低于GDP增速。这一点可以看出近年来出现了国民收入的低分配问题，目前GDP增速在过去几年持续高于居民的人均收入，这背后反映了这次疫情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中低收入阶层，由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导致整个国民收入低分配的状态。

10、财政收入开始回升

在10月份之后，看到一个比较可喜的现象是财政收入出现了回升。前十个月，税收和非税收入同比增速-8.9%和23.2%，税收增速降幅有了大幅放缓。今年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现象，就是财政中非税收入的上升，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各地盘活存量资产，比如资产租赁等各种费用，表现为非税收入。二是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罚没等收入的上升。所以，实际上为了弥补今年税收收入的下降，地方在支出压力的作用下，非税收入在不断上行。面对今年房地产的弱势，整个政府性基金今年一直处在一个相对低位徘徊的状态，但是可喜的是，到了10月份，整个政府性基金的收支形势有了比较好的改变。因为税收因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它其实反映了7、8两个月整体经济是有所好转的，但是这个问题对于10月份的经济状况，一方面是反映了滞后因素，另一方面因为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完成期基数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数据表现得会很好，但是也不能因为财政收入回升这个数据就对经济判断出现了过度乐观。

11、景气指数下降

10月份，各项景气指数呈现下行趋势。比如PMI各项指数，尤其是各项消费者预期指数，今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下行。因为疫情冲击，消费者预期指数下行在二季度，三季度之后没有回来。

因此，通过一系列数据的梳理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经济二季度深度探底后，三季度实现了企稳回升，GDP回到3.9%，工业增加值维持高速。同时要看到这一企稳的背后的基础并不牢固，全年消费增长乏力，8月份之后整个中国出口动能的下滑。综合判断2022年，大致上有两大向下压力和两大上行动力。

12、两大下行变量+两大上行变量导致弱企稳

两大下行因素：

1）周期性因素

表现在“三重压力”：1）需求收缩，房地产深度调整，消费全年乏力，出口8月份之后的下行；2）供给冲击，上半年遇到的物流、产业链问题，尤其是表现在车用芯片，以及贯穿全年的能源价格；3）预期转弱，4月份之后断崖式下跌。

2）各种超预期冲击：疫情、俄乌冲突长期化、高温干旱

在两大下行因素的作用下，今年中国经济还有两个可以说非常有支撑的上行力量。

1）中国经济的韧性

韧性必须要表现在具体的机制上。这个具体机制就来自于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度调整所带来的结构化红利。这种结构化红利集中体现在新能源汽车、能源与产业升级，在这种维度上对冲了一部分周期性下行和长期因素。

2）宏观政策的出台

比如5月23日出台的稳大盘一揽子宏观经济方案，到后面的延续政策，再到现在不断地抓相关政策的落实。结构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的支撑，对冲了今年的周期性下行和超预期下行这两大因素。

两大下行变量+两大上行变量最终导致了目前的弱企稳态势。根据弱企稳态势，可以对全年整个经济做出一个大致预判，预计全年经济增速在3.3%左右。今年比较大的拉动力量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建和制造业。另一个拉动力量是贸易出口。今年8月份出口走弱，但相对来说更弱的是进口。因为进口一是和房地产有关，房地产拉动了上游，比如像铁矿石这样一些大宗商品的进口；二是与国内消费疲弱有关；三是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缓和有关。受到今年整个中国经济运行动力的影响，出口下行速度小于进口，导致8月份进出口总额放缓，但放缓过程中顺差在不断上升。目前在进出口上有一种“衰退式顺差模式”，这种模式叠加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支撑了目前的经济增长态势。在这种态势下，全年大约可以实现3.3%的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的核心问题又在哪里？疫情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通过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团队构建模型的测算，估计今年3-5月份这次疫情对于GDP累计损失在2%-2.3%左右。这个数叠加3.3%的全年预估增速，与年初5.5%的目标水平是比较接近的。8月份、11月份这两波疫情对于全年经济增长的拖累接近4%，导致疫后修复时间变长，这对明年上半年是比较不利的影响。

13、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

从支出项上分解中国经济，三季度支出项上消费贡献41%，投资贡献26%，出口贡献32%，这样看来，目前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好像是消费。但消费贡献率比去年下降了20.8%，投资上升了8.7%，出口上升了12%。实际到现在为止对于中国经济起到了更大支撑作用的是投资和出口。今年的消费贡献率下行，一方面是由于疫情，但即使把疫情因素剔除，会发现带来主要拖累的是建筑装璜材料、建筑、家用电器、音响器材等地产后周期消费。所以，导致今年消费下行的重要因素是地产的疲弱。

但是，是不是房地产好了，消费立刻又好了呢？并不是。这次疫后复苏的主线是回归2019年的经济运行模式。通过对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分解，2010年-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循环模式，是以内需为主，外需贡献不足，甚至是负增长。而2019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内需出现较大下降，外需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9年的核心问题就是消费不足引领国内需求下降，而这次疫情放大了2019年的经济运行状态。因此，2022年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确实受到了疫情的巨大扰动，但更要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内生的一些下行因素的影响。

所以，要科学合理地设定政策，解决经济深层次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认为放开疫情防控这些问题就没有了。总需求不足背后折射了世界经济循环模式大调整和国内经济动能转型。

二、大调整中世界经济发展方向

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正在加速进入结构调整。在世界经济大调整上，表现出“三低三高”的特征。

一是整个世界经济在2008年之后持续低增长，尤其在疫情之后面对冲击所看到的低增长态势。根据IMF的预计，一直持续到2027年整个经济增速会比2013年之前低1.1个百分点；二是目前国际贸易增速进一步放缓；三是投资品价格下降和无形投资比例的上升，带动全球固定投资的下降。

与之对应的一是高债务比例，比如整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占比达到了近20年以来的高点，世界经济呈现高债务特征；二是目前的高通胀；三是各种风险的累积。

世界经济目前表现出“三低三高”转折期，伴随大量地缘政治摩擦的加剧。一方面确实存在着“三低三高”背后的周期性因素，以及疫情扰动、能源价格高位震荡、宽松政策背后的总需求下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三低三高”是2008年以后一直持续的现象，其背后对应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

1、全球化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目前的全球化模式遇到了一些根本性难题，是当前世界贸易组织无法调节的。这必然导致未来全球贸易各建“朋友圈”、“小圈层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用统一的世贸规则调节。以1990年为界，会看到全球化在过去分成两大模式：1990年之前全球化主要动力来自于商品贸易成本下降，比如蒸汽革命、金本位制、集装箱、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商品贸易的下降导致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但是生产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西方发达国家是获利的，因为它们的生产可以在国内通过规模经营的形势逐步扩张。

但1990年至今，这种结构变化更多来自于信息成本的下降。信息成本的下降推动国际贸易形势从传统的产品间贸易和产业间贸易，走向了价值链贸易。价值链贸易导致生产和服务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使得国家内部的福利分化会变得极为严重。比如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之后，发达国家高收入阶层进一步获利，但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承接了外包的收入上升，没有承接外包的收入却没有太大的改善。在这种价值链贸易模式下，整个世界经济增速分化，GDP在国与国之间出现转移。这种由于信息成本推动的全球贸易产生的国内收入分化、国内撕裂、以及国际间GDP的相互转移，实际上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初没有充分考虑的问题。因为最初设计的原则主要针对的是商品间贸易，其调节机制也主要是商品间贸易。贸易动力转型之后，整个世贸组织的调节功能大幅度消失，虽然世界贸易组织不断探索如何应对数字贸易和信息化贸易，但受制于传统框架的架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小朋友圈”将会不断地涌现，整个国际贸易会在大一统之下出现更多小圈层。

2、全球化红利在调整，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欧美经济循环在进一步加速调整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里根和撒切尔上台，新自由主义占据欧美主要的舞台，形成了一种以灵活劳动市场为代表的供需模式。在信息技术的扩大下，这种供需模式成为了信息贸易模式。这种模式背后重要的支撑因素，一是信息的流动，二是金融全球化。目前欧美正在寻求走出原有的架构，结合原来对于经济史的分析可以判断，未来欧美在国内经济政策重构过程中，国家的力量会不断增强。最近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不断发表战略报告，指出未来会加强对于军事、民用基础设施以及技术的投资以维护国家优势。

总体来说，未来的国际贸易会更加小圈化、零散化，国家间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国际调整期。这样一个调整期导致了世界增速放缓、国际贸易模式调整、地缘政治频发并且逐步转向经济冲击，对我国的外贸影响将逐步加大。同样，由于这种结构转型期没有伴随着这总需求的快速扩张，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见顶，未来美联储加息速度将会放缓。但是在经济循环模式转型导致通货膨胀粘性大，美国的利率处在高位的时间会变长，不确定性会加大。

三、动能结构调整下的中国经济新征程

在国际调整期的同时，国内经济循环模式也在调整，包括两大维度：

1、中国经济正在打破过去两年一直维持着的2019年经济循环的状态

这个状态来自于两个动力，房地产和出口。但房地产和出口都已经发生了趋势性调整。今年以来房地产下行时间长且区域分化严重，一种观点认为，房地产问题主要是由于周期性因素导致的，也就是疫情和房地产调控等。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00个城市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调整，但效果并不理想。从这个方面来说，房地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周期问题，它的背后也涉及到房地产的业务模式。这个业务模式在于目前的城镇化正在从增量模式走向存量优化。原来的城镇化40%来自于人口的流动，40%来自于城市的扩大，20%来自于人口的自然繁衍。城市范围扩大必然推动房地产的业务模式为增量下沉，而增量下沉模式在融资上带来了高周转等一系列现象。随着城镇化逐渐回归以人为核心，房地产背后的动力就会从原来的增量下沉回归核心城市的存量调整。

但房地产业务模式调整是很难完成的。因为下沉模式意味着房企拿了大量的三四线城市的土地，这些土地随着其价值和流动性下降，无法有效转换为其他资产。所以，房地产目前的深度调整一方面是由于销售确实遇到了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在城镇化后，土地资产价值出现重估，使得土地资产流动性产生变化。

随着整个世界的结构调整，国内第一个大的结构性调整是原有拉动中国经济的出口和房地产产生趋势性的变化。在明年它也不会成为周期性的反转力量，而是需要通过结构性政策来着力解决系统性的风险点。

2、新发展格局正在进入加速期

我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发展格局加速期。这背后叠加了两个因素，一是过去十年一系列改革累积的成果已经开始逐渐显现；二是“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方略。在这两个因素的助力之下，我们正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内生动力。

1）系统化理念不断落实

二十大报告中，将科教强国、人才强国与创新驱动融合在了一起，这种系统化理念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要素市场的各个维度不断提升。

2）国有企业活力增强、推动新发展格局能力提升

国有企业经过过去三年的改革，在治理机制，尤其是在国有企业的布局和活力上有了极大的改善。国有企业目前在各产业链上开始逐渐承担“链长”的作用，对整个产业链锻长板、补短板起到支撑作用。同时，国有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也得到了改善。

3）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中国式创新正在支撑产业高端化发展

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结合中国式创新，使制造业成为新技术的集成平台。

4）脱贫攻坚孕育着中等收入群体增长

5）新能源产业优势引领产业升级

在上述内生动能的推动下，明年新发展格局将加速落地，进入加速期。表现在九个方面：1）国内统一大市场助力内需接力外需；2）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产业链供应链锻长板、补短板；3）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将进入快车道；4）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进入加速形成期；5）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实体经济融资环境不断改善；6）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入加速融合期；7）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加速深化落实；8）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会不断开花结果；9）军民融合提供新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助力统筹安全与发展。

四、2023年经济复苏路径与主要风险

结合上述结构性转型的判断，可以得出明年对于整个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明年国内国际因素正在进入转折点，它将带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由于周期性因素将延续性下行，明年会产生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不断再平衡的复杂局面。

面对这样的局面，明年有六大上行力量：1）疫情防控更加精准，管控资源得以释放，人员流动性增加，促进消费和服务业复苏；2）房地产底部确认，竣工等后端有望高增长，带动房地产后周期消费复苏；3）基建明年会保持高位，主要的动能是来自于2023年处在“十四五”关键节点；4）制造业内生动力可以持续，这种持续来自于新能源产业链、国有企业“链长制”支撑、消费回暖带来的作用；5）供给侧的力量明年会更加温和，因为石油煤炭价格将保持稳定；6）低基数推动。

与此同时，明年将面临六个下行压力：1）结构性因素制约下消费恢复还需要时日，依然主要依靠汽车消费支撑；2）出口下行压力加大，成为主要拖累因素，但是幅度温和；3）企业和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脆弱，去杠杆动机增强；4）深层次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市场信心没有完全恢复，民营企业投资受到制约；5）经济运行效率持续下滑，表现在客运量、货运量，尤其是资金使用效率的持续下降；6）高成本约束进一步增强。

根据这六个上行因素和六个下行因素，综合判断2023年实际增速可以达到4.8%。同时，也会伴随着十个需要关注的风险，这些风险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与房地产地方政府相关；二是与产业链引起的出口超预期；三是就业问题；四是各地急于行政性推动重大战略可能导致的市场性扭曲，这是更需要关注的。具体是：1)土地资产的非流动性和房地产销售低迷在资产侧延迟房地产市场企稳；2)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收入低增长，债务风险加剧；3)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保运转和保民生压力加大；4)俄乌冲突长期化进一步地催生缘政治风险；5)产业链结构性变化引发出口增速超预期下滑；6)汇率宽幅波动已发金融市场震荡；7)青年劳动就业问题长期化；8)低收入群体保障不足，社会风险加剧；9)极端天气风险加剧；10)行政性宏观政策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导致原有短期问题长期化和新的结构性扭曲。

五、宏观经济目标、原则和建议

给定了复苏的路径和风险，综合考虑明年供需缺口以及“十四五”增长率，尤其是明年核心要实现的是复苏，而不是简单的应急，建议经济增速设定为5%。在政策原则上首先要稳中求进，同时要抓好二十大之后的红利期；政策一定要注意分布有序有类实施，首先要在疫情纾困的基础上再进行经济刺激和改革；明年政策一定要突出重点，突出以稳消费为核心稳定总需求，突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突出对房地产和中小企业的系统性解决，突出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

对明年经济政策的一些建议：

第一，抓好三个突破点，进一步做到精准化疫情防控。首先，在“二十条”优化措施之后，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其次，统一各地方防控政策执行标准。再次，国家层面明确标准，着力解决跨省市人员流动问题。

第二，突出重点深化改革。利用好“二十大”红利，在系统性基础上，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核心，重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2023年改革的重点需要在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交织点推进，一箭双雕，以改革推动经济新动能落地，从制度上舒缓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矫正地方政府激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主线，推进财政收入体制、财政支出体制、预算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需要保持宏观税负基本稳定、保持财政收入占比基本稳定、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基本稳定。在这样的前提下，财税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理顺税收逻辑，调整收入和支出的结构。

第三，逆周期政策保持总量宽松。2023年总量宏观政策需要保持宽松。首先，疫情是周期性下行力量的放大器，但不是中国经济的本质原因，总需求不足下宏观政策不能过快退出。其次，不同于前期增量改革下，改革本身就是稳定经济的力量。目前的改革是存量改革，利益格局调整容易产生“先破后立”。这意味着还需要宽松的宏观政策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防止政策过度收缩导致的风险叠加。再次，宽松的宏观政策修复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才能有效应对明年的复杂局面。最后，欧美紧缩政策节奏的放缓也为我国政策提供了更大的宽松空间。

坚持就业优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23年逆周期政策重点加大货币政策力度。要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新特点，全面、准确理解“不要大水漫灌”，总量性与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全面降准置换MLF，稳定流动性的同时降低金融机构负债成本。通过再贷款、普惠金融等渠道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和中小微企业支持。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综合考虑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行动空间。扩大消费作为扩内需的核心。为此，紧紧抓住汽车消费，进一步加大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便利消费者使用，处理好新能源汽车回收等一系列问题，推动产业链不断延伸；紧紧抓住青年就业，出台部分“以工代赈”项目以及标志性项目以改善就业状况及市场预期，提高收入；宽松货币政策维护居民收入；在有条件地区继续发放消费券。

第四，结构性政策以“降成本”为导向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首先，在行业政策上，以元宇宙为突破点，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商品运输成本、信息成本下降之后，以人与人交流成本下降启动新行业红利。元宇宙从消费端转向生产端塑造数字化人与人交流场景，推动产业链升级。其次，在提供投资案例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红绿灯”设计机制，与市场充分沟通，让企业充分理解。最后，完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稳定能源成本。

第五，系统性推出房地产解决方案。短期以稳为核心。以“保交楼、稳民生”为核心，压实多方责任、建立、用好房地产稳定保障基金。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进一步释放前期挤压的刚性购房需求和合理改善性需求，推动地产销售回归正常状态。因城施策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稳步优化预售资金监管、探索商品房预售制度改革。有效盘活房地产企业存量资产和城市的低效资产，推动化解及处置出险房企债务风险。长期中促进资产端调整。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城市更新。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战略，有序培育现代化都市圈，优化房地产市场区域结构性失衡问题，通过都市圈提升土地资产流动性。建立住房和土地联动机制，优化土地供给政策，逐步降低土地财政依赖。推动房企向综合运营开发业务模式转型。构建房企新业务模式稳定的长期融资机制。

第六，逐渐走出应急思路，着力解决好中小企业长期修复问题。继续针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出台有针对性的具体政策。继续解决好物流不畅问题。重点解决好中小企业账款回收问题。全生命周期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扩大需求是盘活中小企业的根本途径。切实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为小微企业进入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破除进入障碍。

论坛第三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多位领袖经济学家发表精彩演讲。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认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多重目标当中，也要抓主要矛盾，抓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质量与数量的统一，只有数量没有质量肯定不是高质量发展，但是如果只有质量没有数量也不是高质量发展。

针对居民消费收缩的问题，要实行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同时，要把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快推进实行如对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的财税政策等；针对房地产下滑问题，要制定综合性，长期性、制度性的房地产新政；针对平台经济预期不稳问题，要出台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给平台经济以稳定预期，尽快扭转这样一个未来增长的引擎动力减弱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指出，今年这一轮经济下行压力已经传递到财政收支领域，特别是以市县为主体的地方财政收支持续承压。本轮宏观调控中出现了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此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征程中安全的分量加大。因此必须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内统筹发展和安全。

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要做成本效益分析，宁可财政收支不平衡也要换取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要以底线思维推演明年的财政收支和政策安排，将财政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面对三重压力，特别是预期转弱的压力，要以改革为主，坚持敢于行动和政策安排并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当前经济政策是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目前出台了一系列强力度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房地产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疫情持续发散及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扰动经济运行；二是预期偏弱影响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扩表动力；三是企业部门杠杆率一直是高位波动，居民部门杠杆率首次出现下行，这是很不好的信号。

对此，毛振华提出了几点建议：1）持续优化调整防控政策，严防层层加码；2）从长远看，应该提升经济建设在政绩考核中的比重；3）从政策层面看，要进一步理顺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专门研究怎样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协同，同时又能够传导到实体领域中去；4）从全社会的供给和需求来看，要从需求端发力，提升消费能力；5）深化供给侧改革，将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今年由于实际增速放缓和汇率下行，我国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的距离很可能相比去年有所拉大。现阶段我国的人均GDP大约是15000国际元左右，相当于日本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

三年疫情导致我国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带来以下问题：1）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由于增长速度和要素生产率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增长速度较高时，要素生产率也较高，而增长速度较低时，要素生产率往往也是下降的；2）中长期经济增长将出现机制性损伤。经济受到疫情冲击以后，即使部分得到补偿和恢复，但仍会引起机制性损伤；3）经济增速的长期低迷会使新劳动能转换出现减缓扭曲甚至停顿后退。

刘世锦认为目前需要关注和重视两方面的国际经验，使经济尽快回到正常轨道。为了尽快跨过高收入门槛，目前的当务之急使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或合理区间，即使实际增速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建议明年政府应提出不低于5%的增长目标。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这几年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的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三大外生冲击：第一是疫情及疫情防控政策；第二是国际格局的剧变；第三是全球政策的大转换。

目前投资不振不是总量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投资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三方面：第一是房地产投资的大幅负增长；第二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下滑；第三是密切相关联的第三产业投资大幅度下降。因此，明年投资的核心在于保证今年的增长速度在结构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力。

在消费方面，刘元春认为在解除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硬约束为前提下，政策上首先需要扩展思路，找准相互促进的消费投资相融的项目；其次针对消费目前出现的一些新短板，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同时对于投资理念的短板和投资的长板要设计相应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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